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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论

时间:2018-12-06 12:10:50 编辑:中国历史
导读: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东山再起的袁世凯曾被人目为中国的“华盛顿”、“拿破仑”,但从历史事实来看,袁世凯只是一个转型时代的现实主义政客,他并不理解也不赞成革命党人所提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东山再起的袁世凯曾被人目为中国的“华盛顿”、“拿破仑”,但从历史事实来看,袁世凯只是一个转型时代的现实主义政客,他并不理解也不赞成革命党人所提倡的现代民主制。在袁世凯的心目中,当时最适合中国的仍然是开明君主制。

袁世凯也许是对的,在国人自古以来的生存条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下,强行实行所谓的西式的民主政治,其结果不仅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而且极容易破坏了民主的名声和信誉。

任何企图以观念的变化和政治体制的改变来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其用意虽然善良,但目的未必能实现,结果也可能是走向设计者初衷的反面。事实证明,如果体制结构和国民的观念结构不变,即使赶走了王座上的皇帝,也未必能没有赶走心中的皇帝;如果人人都想着独裁专制做皇帝,共和制度再完美也不过是空架子。

1915年,袁世凯之所以有称帝的行动,是因为中国帝制的土壤太肥沃了;而当民国陷入到各种困境之时(譬如外交与边疆的危机、地方的不服从、民众的冷漠等等),袁世凯便把这些问题的根源归结为:中国缺少一个皇帝。既然民主共和、三权分立(当时其实只有两权,民国的司法权其实一直在坐冷板凳)搞不通,袁世凯只能乞灵于老祖宗,要搞一个政府、一权专制了,结果搞着搞着,就只能继续往帝制的道路上走了。

辛亥革命进行了八十三天,巧合的是,洪宪帝制也就搞了八十三天。历史的可笑之处便在于,袁世凯本可以成为华盛顿,本可以成为拿破仑,但作为时代产物的他,却最终选择做了想成为“皇帝”的袁世凯。在洪宪帝制失败后,袁世凯的突然去世解决了很多问题。但是,在袁世凯死后的民国,它的明天会更好吗?

有一点是没有疑问的,那就是袁世凯死后的军阀时期的更加复杂、更加混乱、更迫切的呼唤一个强权人物的出现。

在清朝覆亡后的这十六年间,袁世凯当政还算维持了表面的统一,段祺瑞在袁死后接过了他的衣钵,也还勉强过得去,但中国此时已经明显分为北洋势力和西南五省势力,等到了曹锟吴佩孚及其张作霖阶段,那就越来越不成体统,战争也是越来越频繁,而且规模一次比一次大。此时的中华大地,南与南打,北与北打,南北互打,直闹得流血千里,几无宁日……这哪里还是一个国家?

老同盟会员吴稚晖曾说,他们这批人开始是真心真意的想从井中将人救出来的,但结果是自己也掉到井里去了,恢复了祖宗的原形,中国人还是在十八世纪原地踏步。革命党人蔡济民后来也曾赋诗一首:

“无量金钱无量血,可怜赢得假共和;早知今日如斯苦,反悔当年种恶因”。

此诗在当时传诵一时,何尝不是一种痛苦的反思?在民众极少参与的前提之下,辛亥革命到底有多大的进步?又对当时的民众和未来发展创造了多大的福利?这无疑是需要重新考量的。

1916年,袁世凯去世,他的生前知音杨度送了这样一副挽联:

共和误民国,民国抑误共和,百世而后再平此狱

君宪负明公,明公实负君宪,九泉之下三复斯言

究竟是“共和误民国”,还是“民国误共和”,杨度在给袁世凯的挽联中苦苦追问,而善良的人们也许会有同样的思考:如果革命党人推翻了帝制是一件大好事,引进西方的先进制度也是特大国家进步,那为何民国会闹成这步乱哄哄的田地,反叫无辜百姓流离失所、深受其苦,这又是为何呢?

事实上,老祖宗的旧制度和旧法统也并非是毫无可取之处,它既然能沿袭两千多年,这就足以证明它是有效率、有生命力的政治遗产。在这种传统的帝国体制下,老百姓至少还能有个和平安定、安身立命的生活环境,如果替代它的新制度只是“看起来很美”,真实的结果却是弄到最后无法无天、天下大乱,那倒不如保留原有的那个老制度为佳。

正因为如此,保皇辩帅张勋便认为时局的糟糕是因为革命引起,所以他要搞复辟,把旧制度、旧皇帝再搬出来,以为这样可以一了百了。但张勋没有认识到的是,旧制度一旦打破,就好比梁启超说的“佛像进了猪圈便不再具有神圣性”,帝制的复辟虽说也代表了一种回归传统的潮流,但却已经不再是主流了。

旧制度不能复活,而新制度又水土不服,无法起到法统替代作用,这就导致了袁世凯对政治体制的一改再改,也导致了袁世凯死后北京政府的一乱再乱。辛亥革命党在南京临时政府的时候搞总统制,但袁世凯接任临时大总统后,这些人为了限制袁世凯的权力又利用《临时约法》将政体改成了内阁总理制。可惜的是,这种夹杂私心的制度设计缺乏对中国国情的最基本了解,而其构架也是先天不足,以至于在之后的实践中矛盾百出,后来“府院之争”的根源便在于此。

辛亥革命党引进的那个民主共和制度是否具有天然的正义性和进步性呢?答案未必全是肯定的。事实上,当年制定《临时约法》的那些革命党过于年青,他们对中国的传统、历史及其具体国情的了解乃至学识都是远远不够的,当时制度设想和构架既没有经过认真的研究和思考,也远没有对大众进行充分的启蒙并取得广泛的共识。

更重要的是,这部宪法性文件的制定过程中严重缺乏民众的实际参与和民意的表达,它究竟代表了中华民国的国民还仅仅是代表了极少部分革命党人的理想信念,这本身就是个问题。由此,革命党人简单的移植西方制度文明的尝试,最终导致水土不服、秩序大乱,其效果反不如老祖宗的东西,这几乎就是必然的结果。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在残酷的现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这一点都不奇怪。

在“旧者已亡,新者未立”的制度混乱与失范状态下,后来的军阀如段祺瑞、吴佩孚乃至于革命者孙中山、蒋介石及其后来者,都无一例外的选择了同样一条政策,这便是“武力统一”。

民国的历史走到这里,实际上已经宣布之前辛亥革命党的制度设想彻底破产,而所谓的“武力统一”,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说白了就是“枪杆子里出政权”,这并不是什么新鲜玩意,而是中国历史上沿袭了两千多年的“秦始皇式”老办法罢了……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谁捉到了谁就当权,并不会因为皇帝被废除了,这套规则就跟着改变了。

从传统的专制结构到现代的民主共和制度,其发展过程绝不是一蹴而就的,打倒皇帝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而这一步的步子迈得太大了点,结果才导致了民国初年的极大混乱。事实上,作为一个农业社会或者半农业社会,过早的推行民主共和制度非但不是好事,反而极大的败坏了民主共和的名声。

农业社会因为无法支付起民主共和的成本,在农业社会的沙滩上建民主共和的大厦,结果可想而知。中国的旧法统,或者说传统的专制结构(所谓“千年犹行秦政”),其最基本原则就是要“下级服从上级”,在经济的基础和结构还没有转型,民众的观念结构也没有转变,在大多数民众不主动参与的情况下,极少部分人试图把老祖宗的皇权专制一下转到西方的民主议会政治结构上去,这显然是办不到的。

而在经济、观念、制度的结构都不曾改变的情况下,搞一部宪法,设几个新机构,这种所谓的转变,其实是“挂羊头卖狗肉”,本质上还是在老框架里打转转。

西方的议会政治,说白了是“分权制衡、各有职守,依法行事”,这和中国传统的“下级服从上级”是完全格格不入的。这套新规则,不要说袁世凯和北洋军阀学不会,就算是那些革命党人恐怕也是搞不来的,“二次革命”便是例证。

所谓“结构不变,结果不变”,结构的转型,一转百转,千头万绪,理想的方式本该就是和平渐进的改良,逐步发展经济、启蒙民众并让民众主动的参与进来,最终达成广泛的共识和规则,这个过程非百年不能成功,激进的暴力革命只能让这个过程更加复杂甚至重走老路。在辛亥革命的时候,历史的真实是绝大多数的民众并没有为民国的建立而欢呼(对广大阿Q们来说,民国为何物?共和又是什么东西?),这种国内政事与民主互动的坚冰,一直到五四运动才得以打破。因此,中国人要想真正走出历史专制的三峡,恐怕还需要十二分的耐性和更多数人的一起努力。

在上个世纪,北洋时期的武夫们走不出这个三峡,这并不奇怪。小站练兵、编练新军,本是中国在外患渐重情势下的国防现代化进程,但新军的倒戈却开创了近代军人干政的恶劣先例,之后军阀混战、内战等等,无不是从其滥觞。令人扼腕叹息的是,耗费大量民脂民膏养就的军队,却不能为保卫国家、抵御外侮发挥作用,这是近代史上何等的悲哀。

民国初年在政治上的混乱,确实有很多原因要归咎于各自为政的北洋军阀,其实就北洋军阀的个人品质而言,却也没有太多坏人。事实上,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能力非凡,如果放在一个和平建设时期,他们都会是一些治世济民之才,但要是遇到一个法统已失、混乱不堪的军阀时期,这些人就难免要兴风作浪、无法无天,并成为害群之马了。

譬如段祺瑞,目前的历史书上都说他是一个刚愎自用的大军阀,但论起历史贡献和个人品德,这位“三造共和、六任总理”的大人物无论如何都可以算是民国的大政治家。按通常的眼光,以段先生的地位,他早就应该捞得盆满钵满、腰缠万贯,但实际上段祺瑞却是一个“不抽、不喝、不嫖、不赌、不贪、不占”的“六不总理”,非但他不收礼,就连他的门房都从不敢向来访者索取红包。段祺瑞一生不蓄私财,不建庄园别墅,他平时的生活都是粗茶淡饭(晚年还改为吃素),四季常服均为布制。在最后一次下野后,段祺瑞的生活主要靠旧部接济,最后竟然落到亲自过问家中日常开支、凡事记账的地步,其清廉程度,在整个民国时期的权贵中可以说是绝无仅有。

至于那位一生“不住租界、不积私财、不举外债”的吴佩孚吴大帅,其气节也不是一般的政客甚至是革命者所能望其项背。还有北洋派的元老王士珍,一生清廉,不求名禄;还有几位大总统,如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应该说都是有节操、识大体的正人君子,难得的政治军事领袖。所谓军阀,也不尽是坏人。

北洋军阀的失败,是结构转型时老转不过去的必然结果。中国以往的统治总是过度的依靠军队的力量,但一个真正民主共和的社会,在暴力之外还有法律与规则的约束、法院的羁绊、舆论的压力乃至反对党及民众的等多种力量相抗衡、相博弈,一味的依靠暴力,本就是结构并未转型的证明。北洋时期之所以从尊重法统重新走回到“武力统一”的老路,何尝不是一种残酷的现实和反思。

在北伐军横扫中原之时,曾经“八方风雨会中州”的吴佩孚在败局中迎来自己54岁的寿诞,在寥落的寿宴上,他赋诗一首:

“民国军人皆紫袍,为何不与民分劳;玉杯饮尽千家血,红烛烧残万姓膏。

天泪落时人泪落,歌声高处哭声高;逢人都道民生苦,苦害生灵是尔曹。”

吴佩孚的这首诗意境悲凉,似有无尽的落寞与沧桑。在十几年南北征战后,吴大帅陷入了人生的最低谷,也陷入了无限的迷惘和愧悔之中。

辛亥革命打开了国内战争的潘多拉盒子,而所谓“武力统一”,不管是军阀也好,革命党也罢;成也好,败也罢,终究不过是改朝换代,另换一帮人上台唱唱跳跳。在经过多年的战争之后,无辜的百姓流离失所,千万农民的子弟白骨累累,荒弃与野,最终承担代价的,仍旧是那些无辜的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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