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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风流公子到一代高僧,李叔同为什么要出家

时间:2019-04-21 11:48:39 编辑:中国历史
导读: 100年前的今天,1918年8月19 日,李叔同在虎跑定慧寺披剃出家,法名弘一,号演音。此前,正在浙江第一师范任教的李叔同将一直视若珍宝的书籍字画、折扇、衣物分赠给朋友和学生,

  100年前的今天,1918年8月19 日,李叔同在虎跑定慧寺披剃出家,法名“弘一”,号“演音”。此前,正在浙江第一师范任教的李叔同将一直视若珍宝的书籍字画、折扇、衣物分赠给朋友和学生,所藏金石封存于西湖西泠印社石壁上,并与其最亲近的弟子丰子恺、刘质平合影留念,结束了他的执教生涯。至此,这位20世纪初闻名遐迩的艺术家、中国现代艺术启蒙教育的先驱者,斩断世俗情缘,从此芒鞋布衲,托钵空门。

  李叔同擅长的艺术活动范围极广,而他涉猎的许多艺术领域都充满了时代精神。他集诗词、音乐、话剧、书法篆刻等艺术成就于一身,是“二十文章惊海内”的大师;为中国近代的艺术界、教育界、文化界和宗教界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为后人提供了嚼不尽的精神食粮。

  李叔同传奇的一生里贡献了多个“第一”:他是第一个学习美术的留学生,东渡日本留学期间,李叔同创立中国第一个话剧团体,演出话剧《茶花女》、《黑奴吁天录》、《新蝶梦》等,其中《茶花女》是国人上演的第一部话剧。李叔同归国后,编纂了中国第一本音乐期刊《音乐小杂志》,国内第一个用五线谱作曲的也是他。李叔同还是中国油画之鼻祖,是最早在中国介绍西洋画知识的人,也是第一个聘用裸体模特教学的人……

  正如丰子恺在《缘缘堂随笔集》中说道:“欧化东渐的时候第一个出国研习油画、西洋音乐和话剧的是李叔同先生。第一个把油画、西洋音乐和话剧介绍到中国来的是李叔同先生。”就是这样一位极具开拓精神,在各方面造诣皆达顶峰的近代艺术家,却在“五四”前夕遁入了空门。

  对此,柳亚子评价道: “以方外而列人南社籍者,……逃释归儒之曼殊,与逃儒归释之弘一。”苏曼殊“逃释归儒”成为不僧不俗,亦僧亦俗的“革命和尚”、世所少见的奇人;李叔同“逃儒归释”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由艺海入潮声,以缁衣终其身。

  一带风流归逸谈,可谓惊世骇俗,直至今日都令人扼腕叹息,深感遗憾。而近代知识分子这种思想、情感以及心态的变化始终是耐人寻味、值得仔细研究的。它从侧面反映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社会经历前所未有的动荡时的彷徨与苦闷;以及在外来文化进入后,中西文化的交流碰撞中所产生的冲突。

  其实,李叔同与佛教的渊源可以说是自他幼时起的。从小,他就从笃信佛教的父母那里受到了熏陶。后来,他又跟随年轻守寡的侄媳妇去过庵里,并学会了背诵一些经文。尤其是他父亲李筱楼在临终前,请僧人朗诵金刚经,在佛经诵读声中安详而逝,如入禅定。停灵期间,每天都有和尚诵经不绝。幼年里周遭的佛教氛围以及父亲临终前的种种,为李叔同留下了太深刻的印象,这些都对他成年以后对佛学思想的领悟奠定了感性的基础。

  李叔同在谈到他出家的动机时也曾说:“年七八岁,即有无常、苦、空之感,乳母每教之以为非童年所宜。……母殒,益觉四大非我,身为苦本。其后出家虎跑,全仗宿因。”可见,从儿时起,他便耳濡目染,在乳母潜移默化的教导下,就已感生老病死、人生无常,生母去世后,更是内心孤独无可寄托。这对他长大后的出家无疑是产生了重要影响,他出家的那一天(农历七月十三)也正是大势至菩萨的生日。

  同时,从当时李叔同所处的社会环境看,他生活在晚清与民国时期,中国已处于所谓:“蚕食鲸吞,已见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的状态。甲午中日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在外来政治、军事及文化的巨大冲击下,其社会震荡亘古未有。另一方面,险恶的社会环境让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新式知识分子觉醒起来,开始掀起了救亡图存的政治变革。在这种文化思想启蒙运动的影响下,李叔同的社会观、文化观也在发生着巨大变化。

  此时内忧外患的环境,为佛教的复兴提供了契机,新式知识分子为了寻求社会政治危机的解决方案而纷纷向佛,佛学一度昌盛。包括当时的改良主义者在内的很多文人,都对佛学大加提倡。梁启超也在《佛教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说:“吾师友多治佛学”,李叔同曾刻有“南海康君是吾师”的印章,所以理所当然的,他对梁启超所提倡的佛学应该也十分受用。谭嗣同也说过:“善学佛者未有不震动奋勇而雄强刚猛者也”,李叔同对他也十分欣赏。在此环境下,佛学在李叔同心里占有了十分重要的地位。

  但在辛亥革命大潮退下后,正如鲁迅在《南腔北调集》中说道:“见过辛亥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许多知识分子都对这场革命能改变中国命运寄予了厚望,然而在理想幻灭后,他们都或多或少面临着思想上和心理上的危机,需要借佛学来让心灵有所寄托,这只是一种隐遁的权宜之计,他们绝不会真的出家当和尚。所以,李叔同最终做出出家的选择,不单要着眼于他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同时要考虑到他的气质、性格等因素。

  那代知识分子大致都经历了这样一个由希望到幻灭的思想转变的历程。辛亥革命成功时,李叔同极为振奋,他作《满江红·民国肇造填满江红志感》:皎皎昆仑,山顶月,有人长啸。看囊底,宝刀如雪,恩仇多少。双手裂开鼷鼠胆,寸金铸出民权脑。算此生,不负是男儿,头颅好。荆轲墓,咸阳道。聂政死,尸骸暴。尽大江东去,余情还绕。魂魄化成精卫鸟,血花溅作红心草。看从今,一担好山河,英雄造。

  而后期,苦闷、抑郁、彷徨的情绪笼罩着李叔同的心灵,“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瓢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他深沉地唱出了时代的感伤和遗憾。从前是亡国的威胁带来的痛苦,但毕竟还是有着历史条件决定的明确的目标,如今则是没有目标的或目标模糊的苦闷、革命后无路可走的愤懑。在这样的时刻,他只能去寻求某种新的人生依归。

  但从文化个性上来看,李叔同作为中国现代艺术启蒙教育的先驱者,他皈依佛教,不能简单地归结于对现实的逃避,还应从他独特的艺术个性上去探讨。艺术家在艺术境界中追索人性时会发现,对人性的圆满表达就会使自己的艺术创作中充盈着乌托邦式推想创造无限的冲性,这在李叔同的歌曲里有鲜明的体现:如《天风》、《朝阳》、《落花》、《月》、《晚钟》等作品与无限的每一种联系都是宗教。李叔同正是从艺术走向宗教的,他将自己的命运“自托于佛门”。佛教对于李叔同是一种趋向崇高的、升华心灵的精神激素。

  李叔同临终偈语“悲欣交集”

  出家后的弘一大师,其所持重的戒律精神,与在俗的李叔同所有的浪漫气息,是生命迥然不同的两极,显示出了他人生发展的极不平衡。他在艺术上的极高造诣让后人难以望其项背,同时,他爱国爱教,广结善缘,他生命过程中所达到世俗和超凡的层次境界,是无人可及的。李叔同病危前曾手书二偈给夏丏尊等旧友:“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执象而求,咫尺千里。问余何适,廓尔亡言。华枝春满,天心月圆。”展现了大师极高的境界,而“悲欣交集”四个字又蕴含着他对人生怎样难以言说的感慨,谁又能参悟呢?

  李叔同:一念放下,万般从容

  在中国百年的文化史中,李叔同是公认的通才和奇才,生于138年前的今天。

  他的这首《送别》堪称经典,歌词清新淡雅,情真意挚,凄美柔婉,其中画意诗情,更是相得益彰。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 。

  人生难得是欢聚,唯有别离多 。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问君此去几时还,来时莫徘徊 。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 。

  一壶浊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无论音乐、戏剧、书法、绘画、诗词皆是一流,李叔同堪称全才大师,中国现代艺术的鼻祖,是“二十文章惊海内”的艺术巨匠。

  他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最早将油画、钢琴、话剧引入中国。

  他擅长书法、诗词、丹青、音律、金石,在当时是整个学术界神一般的存在。

  我们熟知的漫画大家丰子恺先生,就是李叔同的得意弟子。

  但是在盛名抵达巅峰之际,他却选择抛妻弃子,遁入空门,从此苦修半生,留给世人难以揣测的玄迷。

  李叔同父亲是清朝同治四年的进士,曾经是吏部主事,后来子承父业成为津门巨富。

  在李叔同五岁那年,父亲去世,让幼小的李叔同过早地见识到了生离死别。身在富贵之家,却时有世事无常的幻灭之感。

  加上李叔同为家中庶子,父亲去世之后,身份尴尬,因此自小便生性敏感,寡言少语。

  他在15岁读《左传》《汉史精华录》时候,就曾写下“人生犹似西山日,富贵终如草上霜”这样的句子。

  在少年李叔同的心中,已有了对人世繁华苍凉的思考,因此对先生教授的“正业”也逐渐失去兴趣,反而对当时的“贱业”唱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戏曲里的人生百态对年幼早熟的李叔同而言,无疑更有吸引力。

  李叔同当时十分喜欢伶人杨翠喜,天天去戏园捧场,本是少年人的情窦初开,奈何,杨翠喜后来被卖给官家,而李叔同也奉母命,迎娶茶商之女。

  感情不顺,李叔同对家事更是不再上心,哥哥给他30万元让他安家置业,他把这笔巨款也多半花在了艺术上。

  当时国家内忧外患,有志之士无不渴望变革图强,维新变法兴起之时,李叔同热情高涨,刻下印章“南海康梁是吾师”,四处宣扬变法。

  谁曾料想,声势浩大的维新变法竟然只存在了短短的一百多天。

  眼见才刚刚得势的维新党人死的死,逃的逃,世事无常的的阴影再次笼罩在李叔同那颗敏感的心上。

  于是李叔同效法柳永,在茶馆酒楼之间逃避现实。他家底殷实,出手阔绰,和很多的文人名妓都有往来。在20岁的时候,他搬到许幻园家“城南草堂”,与袁希濂、许幻园、蔡小香、张小楼结金兰之谊,号称“天涯五友”,极具纨绔之风。

  就是在这几年,让他对这些在红尘中摸爬滚打的伶人戏子有了更深的了解,他知道他们精致生活下的逢场作戏,见到过他们朝夕之间的绚烂与黯淡,也见过这其中的荒唐与苟且。

  25岁的时候,李叔同再遭变故,他年仅46岁的母亲撒手人寰。安葬完母亲之后,他极为失落。颓丧之际,他远走日本,在日本的学校里专攻美术,辅修音乐。在日期间,他还专门雇日本女子做模特,随后与她产生感情,结为夫妇。

  此外,他还自编音乐杂志,传播西方乐理,推广作曲方法。归国之后,李叔同投身教育,力求开启民智,改变中国落后的局面。

  在那一段时间里,李叔同常常一人写诗作画,对于人生超常的体悟,以及对艺术的天分,让他很快脱胎换骨,与以前的“纨绔子弟”相比,简直判若两人。

  在艺术上的高度,让他知音寥寥,他在浙江甚是孤寂。

  一日,好友拜访,李叔同陪伴友人谈天说地,写诗论画,心情畅快。

  在好友离别之后,李叔同心中惆怅,写下了著名的《送别》,一句“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让飘零、无常跃然纸上。

  父母早亡,生性敏感,加上早熟的思悟,让李叔同过早地看到了人世间的无常与悲苦,

  他希望借助艺术,来安抚内心的痛苦,但却屡屡不得。

  在偶然的情况下,李叔同接触到了佛家的苦修之法,他断食二十天之后,认定佛教才是自己的心灵皈依之所,决定出家。

  1918年6月30日晚,李叔同正式出家,不是带发修行的居士,而是入山苦修。他只带了简单的生活用品,其他一概不带。

  学生问他:“老师出家何为?”

  李叔同淡淡地说:“无所为。”

  学生再问:“忍抛骨肉乎?”

  他说:“人事无常,如暴病而死,欲不抛又安可得?”

  剃度几个星期后,他的日本妻子,与他有过刻骨爱恋的日籍夫人伤心欲绝地携了幼子千里迢迢从上海赶到杭州灵隐寺,抱着最后的一线希望,劝说丈夫切莫弃她出家。这一年,是两人相识后的第11年。然而叔同决心已定,连寺门都没有让妻子和孩子进,妻子无奈离去,只是对着关闭的大门悲伤地责问道:“慈悲对世人,为何独伤我?”

  他的妻子知道已挽不回丈夫的心,便要与他见最后一面。清晨,薄雾西湖,两舟相向。

  李叔同的日本妻子:“叔同——”

  李叔同:“请叫我弘一”。

  妻子:“弘一法师,请告诉我什么是爱?”

  李叔同:“爱,就是慈悲。”

  很多人谩骂李叔同,说他抛家弃子,不负责任云云,然而在出家之前,他曾预留了三个月的薪水,将其分为三份,其中一份连同自剪下的一绺胡须托老朋友杨白民先生,转交给自己的日籍妻子,并拜托朋友将妻子送回日本。从这一细节可以看出弘一大师内心的柔情和歉疚以及处事的细心和周到。

  学生刘志平,留学日本时经济十分困难。李叔同私下资助这位学生,薪金微薄的他每月坚持寄钱,不求其偿还,并叮嘱不可告诉他人,直至刘志平学成才停止资助。

  这样一个人,怎么能算无情?

  李叔同有太多的爱,他对人世有太多的眷恋,他爱妻儿、爱学生、爱艺术、爱朋友,爱人世间的每一个人,可他又早已看破无常,他知道所深爱的都将逝去,他的眷恋越深,折磨愈甚。

  他的学生丰子恺曾经说过,人生有三种境界,物质、精神、灵魂,生活在物质层次的人,只要把物质生活弄得很好,锦衣玉食,尊荣富贵,孝子慈孙,这样就满足了。

  其次,高兴走楼梯的,就爬上二层楼去玩玩,或者久居在里头。这就是专心学术文艺的人。他们把全力贡献于学问的研究,把全心寄托于文艺的创作和欣赏。这样的人,在世间也很多,即所谓“知识分子”,“学者”,“艺术家,”。

  还有一种人,“人生欲”很强,脚力很大,对二层楼还不满足,就再走楼梯,爬上三层楼去。这就是宗教徒了。他们做人很认真,满足了“物质欲”还不够,满足了“精神欲”还不够,必须探求人生的究竟。他们以为财产子孙都是身外之物,学术文艺都是暂时的美景,连自己的身体都是虚幻的存在。他们不肯做本能的奴隶,必须追究灵魂的来源,宇宙的根本,这才能满足他们的“人生欲”。这就是宗教徒。世间就不过这三种人。

  而李叔同,恰恰属于第三种。

  艺术已经不足以安放他的心灵,所以,他选择了宗教,以此来超越无常的苦痛。

  亦如李叔同对他的妻子所言,爱是什么?是慈悲。

  众生皆苦,生老病死,爱憎会,恨别离,求不得,放不下。

  而佛,便是舍弃个人的爱恨,普度众生的痛苦。

  为弘扬佛法,他置生死于不顾。1937年底,厦门轰炸不断,众人劝他避难,他却集众演讲,尽一己之力,渡劫众生。

  每次开讲时,后面的墙壁上,都挂着他亲手书写的中堂:“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在弘一法师看来,以佛之觉悟普度众生,激励僧俗两界一同奋起救国,即便牺牲一切,舍命不辞。

  因为放下了个人的爱恨,也就回避了无常的悲苦,了悟小爱的无常,也便成就了大爱的慈悲。

  在这世事变幻中,内心才能不被煎熬,以此获得安宁。

  李白曾经写过“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所有的有情,有一天都会变成无情,因为来生我们都只能在虚无缥缈的银河再会。

  蒋勋也曾经说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有两种,一种是生离,一种是死别。

  若是要摆脱其中的痛苦,就要学着放下,放下执着,学会超脱,放下小爱,学会大爱。而唯有这样,人生才得从容。

  就像弘一法师去世之前,写给自己弟子诗里的那句:

  问余何适,廓尔亡言。

  华枝春满,天心月圆。

  春满花开,皓月当空,心中一片宁静安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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